新课标需要配置新教材。当前教材的编写也备受关注，媒体已经有了相关报道。
教材无疑是重要的。有了教育，把学生集中起来，教师要进行有计划的教学，则势必面临一个突出问题：教什么，也就是要学生学什么？这就看社会需要了，学生进入学堂就是要储备一些社会所需的必要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生活和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技能，为他未来服务社会奠定基础。而每一个学生在学业竞争中，也要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也是未来社会在人才选择上的重要条件。
这个需要，总是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教育，影响着学生学习选择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社会所需的人口要由农业归属转向服务工商业发展，为此学校教育里就喊出来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因为数理化几个学科是技术应用的基础，当时社会最需要的就是技术型人才。在改革开放中，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很多人渴望获得外资企业的工作身份；还有很多学子渴望到国外读书。由此就发展出教育热潮——英语教育备受重视。
学校要为学生发展提供一定的教学内容，这就是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有助于学生奠定共同知识基础，也要为他们个性化的发展提供条件。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而且参与社会竞争的压力在与日俱增，个体人感受到这个压力，面对如此变化的就业形势，迫切需要让自己具有一定的择业优势，即我是一个独特的我，不可取代的我。这时，教育作为应对，也需要重视因材施教。
教育与社会转型比较还存在滞后性，它在传统形态下，较为重视共同知识基础，也就是把最多的人集中起来，按照国家意愿，必修一些固定内容。这是集体大食堂的供应方式。按照这种管理思维，我，作为教育管理者，以及教学内容的提供者，决定了学习内容；我去为学生选定，然后强制性要学生学习。这种教育思维在多个方面，在很多时候，还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决策，以及固化了教师的教学行为。
诸如语文教材的编写，基本思路还是选择一部分课文，要学生阅读理解。而这些课文的选定，主要与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有关联。这种思考和教材编写思路，基本沿用了《文选》的体制，用儒家修订的所谓经典作为教学范本。这个行为本身无可非议。语文教学，总要以阅读为主线。而读什么，一定要体现主流价值观，体现国家意志。问题是，在现代教育环境，教什么和学习内容，其实已经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了。自从互联网，把个体与对个信息源联通起来之后，每一个人在信息的获取上，以及不可能局限在教材的本本上了。语文教学的本本主义，不太具备效果了。
语文阅读效果并不显著，与大众在现代文化环境里，所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样，以及可以学习的选择也是多渠道的，多形式的有关。就人文知识而言，修习语文，已经不再单纯依靠教师，以及单纯源自一本教材。影视，娱乐，网络阅读，微信圈，以及广泛的人际交流等，都在给一个人的语言学习增加实践机会，也增容了学习内容。而这些并不是学校教育可控的，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是排斥的。
语文学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文化环境的大开放和大增量。如此环境下的，语文学习一定不能是封闭性的，局限在单篇文章里的，囿于教材中的。这迫切需要语文教材的编写体系，在阅读主线上，体现出开放性和研究性。
教材提供的课文是认知客体，主体的自由度很大。我们所说的认知主体包括学习的主体——学生，也包括教学的主体——教师。我们在编写教材中，若刻意固化课文，以为选入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无疑漠视了教师与学生的选择性。在现实教学中，有的课文，不被教师审美认可，有意降低它的教学价值，反之他喜欢的课文，则增加了教学分量。学生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喜欢的则接受，反之则排斥。每一个本本里，都有类似的形如摆设，不被师生关注的课文。
开放性编写体系，也就是说，以课文阅读为激发点，由此要联动一个辐射范围的阅读，从而让学生的认知视域得到扩大。所谓主题型编写，其目的就是这样的。遗憾的是，教学总是在窄化教学内容。编写者，要强化一个意识，用教材教，需要有一定的内容的广博度和选择性。
编写教材体现研究性的意思是说阅读不只是为了接受作者关乎社会与人生的某一个观点，而要依靠自己的探究。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载体，与其他文章一同在描绘那个时代的生活，作为读者在对于特定情景下的人生百态，以及社会现象的分析中，要增加社会和人生这一课，要懂得自己应该如何融入社会和服务社会。为此，课文阅读中，衍生出重要问题，可以作为学生的研究课题，引导他们执着于探究，实现教育的社会化目的。
现实的教学，尽管还是传统的，有很多问题存在，可是也要看到随着深化课程改革，很多积极的要素被挖掘，教师与学生的主动性得到了增强，学习个体的思考与探究也得到了重视。令人遗憾的是 本来是引导教学的教材编写者，往往在延续一些陈旧观念，诸如教师是教教材，教材是封闭体系；教学就是教师要把自己的理解，教给学生。这样的潜意识，与教材的呈现形态有关系。
作者：赵福楼（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特聘专家。）
